在教学实践中，教学目标不应随意改变，随意转移。

教学中原制定的目标适用性不够，或认识肤浅、片面，在实践过程中进行修改、调整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也必须这样做。——摘自《岁月如歌·把握驾驭课堂的主宰》

于漪老师之子黄肃先生多次对我说：“如果要追问到底，我母亲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，那就是她懂哲学。”

我深以为然。

仅就上面引述的两段文字看，就隐含着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辩证法。

教育一定有明确的指向，有既定的教育目标。具体到每堂课，一定有这堂课的具体目标。若以严谨求之，每堂课的教育目标由五个“这一”组成：“这一”内容（文本）在“这一”单元面对“这一”学生群体在“这一”阶段的独特价值，就是“这一”课堂的目标。五个“这一”，表明教学目标的特殊性，或者唯一性。它表明“这一课堂”是不可或缺的，又表明“这一课堂”是不可重复的。

但这“不可或缺”与“不可重复”的课堂，又是在“既定”与“变化”中完成。“既定”是预设目标，“变化”是生成形态。教学目标的确立、教学内容的选择、教学手段的运用、教学过程的展开，都有着这样的“既定”与“变化”。优秀的教师，总是课前精心设计，课中相机而行，巧妙驾驭，课堂闪耀着艺术的光辉。

看于老师的课堂录像，读她的课堂实录，都感到生动流畅又丰富饱满，师生互动，生生互动，思想碰撞，心灵交流，跃动着活泼泼的生命意趣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没有精心的预设，不可能如此精彩；没有高超的教育机智，也不可能如此精彩。

于老师有一次讲《变色龙》，课堂上坐着一百多位老师。课到尾声，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说：“老师你教错了！”怎么办？于老师在《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》（见《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·超越》）一文中这样叙述——

我立即请这位同学上台前讲述。她指着板书说：“这时警官奥楚蔑洛夫已吃准了这条狗是将军哥哥家的狗，巴结拍马的心情更急了，你用和前面一样的线条来表示，不符合实际情况，应该频率更快，距离更短，波峰更高。”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许多同学七嘴八舌表示赞成。学生是可爱的，我请他们用红粉笔修正我白粉笔线条的错误，并诚恳地告诉他们：我在习惯的轨道上走多了，课前只考虑到主人公变的现象和不变的本质之间的关系，用两根线条表示，而忽略了现象本身也在变化。我是单向思维，学生多向思维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学生是我的老师。

我特别关注“请他们用红粉笔修正我白粉笔线条的错误”、“诚恳地告诉他们”、“学生是我的老师”这些地方。从中我读到了于老师教育哲学的重要内涵：只要能“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”，教师所设计的一切均是“可变量”；只有也必须充分利用这些“可变量”，才能真正实现“不变”的教育目标——“以学生的生命发展为本”。这应当就是课堂教学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真正内涵。

我们自己上过或观过太多这样的课——为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，置教学现场的种种情形于不顾，甚至对持异见的学生进行打压（若有观课者往往强词夺理地把学生“扳”过来）。这是典型的“目中无人”。而另一种现象则是放弃预设，跟着学生的感觉走，走到哪里是哪里，下课铃响起，师生已离最初的教学目标千里之遥。这是另一种典型的“目中无人”。放弃了为师者组织、参与、启发、点拨、引导，甚至牵引的作用，哪里还有“教育”的存在。这两种现象同于老师的课相比，相距何以道里计！

何以有这样大的差别？当然是因为教学功力的差别。教学功力的差别又何以有如此之巨？除了学识、思想、技巧等原因外，还有就是懂不懂教育哲学了。

于老师说：“教师学点哲学，有益于治学、授业与修身。”联系于老师的人生看，这句话有“夫子自道”之意趣。她研读《易》，研读《中庸》，喜欢黑格尔的哲学，喜欢马克思的辩证法。所以，她治学总能“与时俱进”，几十年始终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引路人；授业践行着她那句广为传扬的名言：“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，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教师”；修身呢，深明“两袖清风”可长“一身正气”。如此，怎不能将课堂鼓荡得流动生变？怎不能将千变万化的课堂化为永恒不变的“育人”之所？

于老师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确实令人深长思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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